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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报载：“北京医保账户年底拟封闭管理，个人不能自由支取”。据媒体报道，目前单位和个人缴纳医保资金后，每个月都会按比例划入专门为市民设立的北京银行医保存折。多年来一直可以由缴费人员自由支取。但如今北京市政府计划出台新政策，在今年年底将医保个人账户封闭管理，今后这部分钱只能“专款专用”，用于看病。此项新政即刻在网上引致部分市民的反弹，最典型的说法是“都是自己的钱，为什么不能随意支取”，很多网友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抨击。

　　平心而论，北京的医保新政是有道理的。即使是按现行政策规定，医保个人账户的本金和利息都归个人所有，但也只能专款专用，当然是可以结转使用并可继承的。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实行的都是这样的政策，不知为什么北京是个例外。

　　既然说北京医保新政有道理，就需要分析一下道理之所在。在中国，包括很多高层官员和专家学者，都说不清或故意不说清社会保险究竟是什么。从理论上说，社会保险是一种社会再分配，与保险是有本质差别的。医疗保险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社会保险项目，这是因为疾病和医疗问题的特殊性。在所有的社会经济风险中，疾病风险是最特殊的，因为从出生到去世，疾病风险会伴随一个人整整一生。同时，一旦遭遇疾病风险，不但不能继续工作挣钱，而且还要付出难以预计的医疗费用，所以，“贫病交加”这个成语形容的便是一种最为悲惨的人生境遇。这个特点，也就决定了医疗保险在所有的社会保险中最先被推出。

　　在传统社会里，国家税收是按人头或土地收取的。工业革命后，以“累进”为特点的所得税制取代了人头税。新税制的基础就是谁的能力更强、挣的钱更多，那就要更多地交税。在考虑建立新的抵御疾病风险的制度时，因为人人都会生病，所以就应该要求人人都要出钱。但如果要求人人都出钱，岂不又成了人头税了?所以最后就借用了保险的形式，以“交费”为名解决了这个难题。但就本质而言，对社会保险而言，保险只是个形式，其实质是社会再分配，医疗保险尤其如此。

　　医疗保险其实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的：从微观看，可以说绝大部分人靠自己和家庭都是无法抵御疾病风险的。然而，从宏观看，在一个时点上，生病的人毕竟是少数，而不生病的人是大多数。所以，可以运用一种打“时间差”的办法——如果不生病的大多数都拿出一点钱(以不影响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为原则)，用来帮助少数的生病的人，这样大家就可以共度难关。还有一点，就是社会保险是政府托底的，当个人和单位交的社会保险费不敷用时，政府就得“出血”。

　　但是，在90年代讨论建立新的医疗保险制度时，当时一部分专家学者过于热衷“个人账户”，将其引进了新制度中。个人账户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强制性地自己存钱自己花，没有“共济”的成分。这样的政策设计，显然是与上述医疗保险理论是相左的。当时的理由，据说是为了防止参保者滥用医疗经费。其实个人滥用医疗经费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人有医保，有人没医保，当没医保的人生病时，就会想方设法通过有医保的人报销医疗费用。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是“全覆盖”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应该看到，现在的矛盾实际上是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不合理造成的。最彻底的办法应该是取消个人账户，把个人交费和单位缴费都放到社会统筹里，让医疗保险直接对所有城乡居民起到“再分配”的作用。因为现在已经“全覆盖”，个人和家庭滥用医疗费用的根被拔除了。国际经验告诉我们，实际上这样的制度安排是最省钱的。在实践中，著名的“神木经验”，用人均500元的医疗保险经费，解决了所有城乡居民看病问题。

　　北京市的现行办法是匪夷所思的，一个人总是会生病的，而且有研究表明，平均而言，70%的人一生所花的看病的钱，70%都用在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。所以，即使不取消个人账户，对自己负责的人也应该将钱存起来。如果平时不生病就可以挪用个人账户中的钱，那到需要花钱时，肯定会陷入窘境。现在北京市要调整医保政策，首先得承认原先的政策失误了，要向公众道歉，然后再出新政。

　　我们需要向公众讲清道理，当然更应该看到公众为什么会不满。当享受着几乎免费的医疗待遇(而且常常是过度医疗)的高官教育公众“天下没有免费午餐”时，公众会是什么感受?医保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，“神木经验”告诉我们，实现事先交费之后的“免费医疗”，并非不可能。

　　最后将此句送给各位考生：有志者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;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!祝大家在广西公务员面试中取得优异成绩!